本文收录入2010年台湾基文社（雅歌出版社）出版的《我有翅膀如鸽子》一书。该书为“基督与生命”系列访谈第二卷，访谈对象为苏南洲（台湾，建筑规划师、社会活动家、杂志社社长）、彭强（大陆，出版人、传道人）、苏小和（大陆，财经作家、诗人）、岛子（大陆，画家、艺术评论作家）、于歌（大陆，社会学家）、莫非（美国，女作家）、查常平（大陆，圣经学者、艺术评论作家）、基甸（美国，“网络基督徒”）等八名非全职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专业人士。

让中文网络充满爱和福音

——“网络基督徒”基甸访谈

  

采访、记录：余 [JIE]

 

采访缘起

二零零五年前后，我开始注意到基甸的文章，他是少数活跃于网络上以基督信仰为出发点讨论社会文化问题的作者。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与我心有戚戚焉。他较早地观察到近年来海内外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受洗归主的现象（他本人也是其中之一），并分析了他们在教会内外所面临的挑战：“在中国，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根深蒂固的反基督教传统，虽然基督徒或者‘崇基派’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如今比例似乎略有增加，但总的来说基督信仰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仍然处于边缘和受限、受控的地位，最多是多元化中微弱的一元。而另一方面，中国基督徒又具有根深蒂固的基要主义传统（极端基要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拒绝基督徒的社会文化使命）。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国情’下认同自由或宪政理念的基督徒有多么稀少，真的可以说是‘稀有动物’。”这种尴尬处境，也正是近年来我自己在海内外华人教会中的亲身经历。

后来，我与基甸在网络上有了一些通信，感到他是一位诚恳、和气、有耐心和爱心的基督徒。我一直认为，观点相同或相似的人并不一定能成为朋友，拥有同一信仰的人也不一定能成为朋友。君子之交，通常始于人品的吸引、成于人格的磨砺。于我而言，基甸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

二零零七年夏天，我与妻子有机会到美国访学，旅居弗吉尼亚费郡。此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开会期间，我知道基甸在新泽西工作，在普林斯顿的一间华人教会聚会，便与之联系，看看有没有机见面。恰好，那两天他有事不能过来。不久，我便接到他的电话，告知全家即将搬到马里兰，等安定下来之后，请我们去做客。数日之后，基甸从马里兰驱车过来探望我们。基甸是成都人，我们是老乡，便定在附近一家川菜馆吃饭。基甸邀请我们稍后去他家做客。于是，几个星期后，我和妻子以及张 伯[笠]牧师、师母一起到了基甸家中，见到他漂亮的妻子以及两个可爱的孩子，也品尝到了在美国吃到的最正宗的川菜。我们用乡音交谈，无比亲切。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在旧金 山“一代人的见 -证”大会上，我又与基甸重逢，并有机会讨论网络与福音的话题。基甸虽然只是一名“平信徒”，但多年来对网络福音工作积极参与，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而网络福音工作乃是网络时代基督徒文化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期被忽略的一个方面，所以他的工作意义重大。于是，有了这篇对基甸的访谈。

 

 生命的翻转：从旁观者到信仰者

 

余：你是一九八二年进大学的，我是一九九二年进入大学的，刚好比你晚了十年。但我们大概都有同样的理想与激情、创痛和失落。八十年代的落幕意味着青春过早地消逝。你是九二年出国的。我想，“六2+2”事件对你选择赴美留学以及走向信仰，都有一定的影响吧？

甸：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确实不可能绕开那段历史。一九八9年我已经大学毕业，在成都工作，做一个每月薪水一百二十元人民币的科技知识分子，其实就是瞎混，人生没一点动力。“3+3四”的时候，我和很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热血沸腾、积极参与，可不幸的是那点爱国热情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浇灭。伴随着“幻灭”般的感觉，心灵低落到一个灰色、阴暗的境界，也才萌发出国留学、到外面的世界看看的念头。当时精神上最大的苦闷是没有一个立命安身的信仰，对人生意义和个人的价值完全迷茫。我拼命试图摆脱这种迷失，但对名利的追求让我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打麻将、跳舞之类的自我麻醉的“娱乐”无异饮鸩止渴，而社会上的世态更让我认识到人心的诡诈险恶。我开始认识到人性的幽暗，同时更看到人的渺小可悲：自己身上那些无可救药的“人性的弱点”，根本无法超越，还谈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那几年我在痛苦当中朦胧地意识到对一种超越的信仰的需求。我开始看一些哲学、宗教方面的书。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偶然读到刘小枫写的《拯救与逍遥》，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一种仰慕。到美国后我很快就信主，也确实赶上了大陆背景的海外留学生中的“信主热”。那时候很多像我这样的留学生都特别喜欢听远志 [明]等人讲见证。实际上很多后来漂泊海外却找到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因为“六2+2”而走过创痛、幻灭和追寻的心路历程。有点像远志[明]所说的“失去大地、得到天空”。

余：我记得一九九三年在北大读到《拯救与逍遥》的时候，非常激动。我认为这本书对中国文化的反省和批判超越了鲁迅、柏杨和龙应台，但自己并没有由此去探究基督教并寻求信仰，这是在自己的很多文章中引用这个学术观点。信仰确实并非一种知识和观点。我也注意到，许多理工科背景的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之后，在异质文化中，世界观和人生观都受到巨大的冲击。但我阅读很多中国留学生的见证，发现他们走向信仰的道路都很辛苦、很艰难，许多人在教会中当了多年的慕道友，才决定受洗归主。而你赴美之后的第一年便受洗，道路相对顺利。你是如何从无神论的教育背景下转而信仰上帝的？是否像C.S.路易斯那个鲜活的比喻一样——“这就像一个人睡了一个长觉之后，仍然一动不动地静躺床上，却已经知道自己清醒了”？在这一过程中，有没有几个关键的转折点可以跟大家分享？

甸：我一直觉得自己信主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经历，但也是一个“神迹”，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我出国前，在成都就通过结识一些基督徒，对活生生的基督教信仰有了一些接触。九零年我为了挣点“外快”去考了业余英语导游的执照。当时有一个英国“气垫船长江科学考察团”的中方陪同通过旅行社雇我去当翻译。这个考察团是要用气垫船往长江上游“探险”，逆流而上直到长江源头。我觉得很有意思，加上也想挣点钱，便向单位请了假参加这次不同寻常的“长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团里几乎所有成员都是基督徒，他们自愿组队，每个人自己掏腰包到中国来搞这次活动，并不是为了旅游消闲。除了地理、地质、材料、医学等方面的科学考察研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利用气垫船这一现代交通工具尝试给长江上游这样的闭塞地区传医送药、引进现代科技，进行人道援助等等的可能性。

他们这一活动几经周折，不但历经艰险，要与长江上游（多为四川、甘肃、青海藏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还要克服各种人为的阻碍。尽管他们有国务院的批文，还是不得不成天与官僚主义和一些唯利是图的中方人员打交道，有时连我这个翻译都不免沮丧。但是我看到他们这些基督徒却是耐心祷告，仰望上帝，用极大的爱心来宽恕、理解别人。在长江上游和他们朝夕相处，风雨同舟一个多月，我看到他们每个礼拜天一起在帐篷里敬拜上帝，更从他们面对艰难险阻的态度，从那种超越的信仰的自然流露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到了对上帝的信靠对生活的积极影响。这种活生生的“见证”远比书本上的哲学真实可信，让我对基督教信仰有了好感，也在无形当中抵销了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和误解。

这次“长漂”以后，一位学英语的朋友告诉我他已经信主，并且邀请我去参加青年基督徒的“家庭聚会”，记得很多都是华西医大的学生。那时成都的年轻基督徒知识分子还远不如现在多。但我竟然有幸看到、听到这一群跟自己背景相似的年轻人怎样祷告、查经、唱诗、分享。不过我当时只是抱着旁观的态度，对基督教信仰的认同和崇尚仍然还是停留在文化、知识的层面上，想都没想过要去“信主”，让这种信仰同自己的生命发生关系。

一九九二年我经过一系列惊险的过程终于得以到美国留学。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在美国南部的阿拉巴马大学，生活上的不习惯、与妻子分开的孤独，让我一下子面临很多困难。但是我一到阿拉巴马，就有同乡、同系的“老刘”到机场来接我（我以前并不认识他）。他们一家在那段时间更是从各方面给我很多帮助，用车载我跑这跑那成了常事，而我很快得知他们那时刚刚信主成为基督徒（老刘的太太王姐如今也是在网上积极传福音的姐妹）。通过他们，我又认识了更多的华人及美国人基督徒朋友，这些弟兄姐妹从生活上、精神上给了我很多帮助，也带我去“查经班”和教会。我从他们身上看到满有上帝之爱、满有平安喜乐的生命闪光，让我再次对这种真实的生命背后的信仰产生向往。

在“查经班”查考圣经，更让我有机会直接、真实地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义。开始时，我当然也有问不完的问题，不过因为查经班的气氛非常自由、活跃，我也就毫不客气、大胆（甚至刁钻）地向基督徒提问，与他们辩论，而弟兄姐妹总是耐心解答、谦虚讨论。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以前对有神论、对基督教信仰的偏见和误解，也开始突破一些以前自以为是“科学理性”的阻拦。但到最后我决定信主受洗主要并不是因为理性上的“如梦初醒”或“豁然开朗”，而更多地是因为被基督徒的爱心感动、被他们的生命见证折服，我的心被上帝软化、改变。

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一个主日，我在当地的一个美国教会参加崇拜。当天美国牧师证道具体讲的什么我都记不得了，但我的心被上帝的救恩深深感动。当牧师讲道后“呼召”，请愿意在那个时刻接受主耶稣的人走上前去的时候，我虽然心里仍有挣扎、仍有很多不能明白的问题，但是我的感动是如此之深，我好像身不由己，移步走向前台，当众表明自己的决定，接受主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他管理我的一生。今天回头看我这一路“信仰之旅”，我觉得每一步无不是上帝恩手的牵引，每一程无不是上帝亲自的看顾。

  

作为“第一媒体”的网络与作为“福音工场”的网络

 

余：近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了《第二十二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二零零八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较二零零七年增长41.9%，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2.6%，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1.9 %）。继二零零八年六月中国网民规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之后，中国的互联网普及再次实现飞跃。

如今，互联网已经取代电视成为“第一媒体”。对于不同的人群，它的意义不一样。对于商人，互联网带来无限商机，制造出将技术与资本结合的“少年英雄”。。。[删除]。。。。同时，互联网也成为知识界内部争论的场所，如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及民族主义之争，亲美与反美之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争，都是网上的热门话题。

那么，互联网对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呢？有的教会和基督徒反对互联网，认为它是魔鬼的辖区，是“虚空的虚空”，劝诫信徒少上网。但在我看来，互联网的出现在上帝的许可与计划之中，全知全能的上帝不会对互联网一无所知或无能为力。上帝让互联网出现在人类的生活当中，一定有他特殊的美意在。互联网上固然有肮脏污秽的地方，但作为基督徒，最好的选择不是躲避并为自己营造一块比互联网更为虚拟的“纯洁的生活空间”，而是应当思考：互联网有没有可能成为福音的禾场与真理的管道？

甸：我最喜欢的圣经包括《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上帝的“量带”比互联网的宽带还宽。基督信仰中的上帝之道就是上帝的话语，语言文字对福音传播的重要不言而喻。历史上，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大大促进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上个世纪，当中国大陆的大门还是密不透风的时候，福音广播电台通过短波把福音的信息带给中国人。互联网不是魔鬼，它只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可能被魔鬼使用，也可以被上帝使用。正如王-怡在为我的网络论道文集《穿越网络的信仰思辨》写的序言中所说：“尽管天父的世界是固定的，从亘古到永远，既不因人力而缩小，也不因人力而增添。但人类的技术进步，却扩展了我们发现天父世界的眼光。一块全新的福音未得之地，撒旦走进去，说，这是我争夺人心开辟的第二战场。基督徒也走进去，每到一个网站，都如亚伯拉罕和以撒一样，支搭一座帐篷，然后为耶和华筑一座坛……”

实际上，正因为你提到的中国特殊的“国情”，可以超越时空限制的网络在福音的传播上甚至能起到独特的作用。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很深的反宗教、尤其是反“洋教”的传统和对宗教信仰先入为主的排斥，即使没有官方的限制，一般人恐怕也很少会主动关心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大多数中国人也许一辈子都不会主动去教会，也不会接触到基督徒、基督教。很多人开始留意基督教的事情，是从在网上开始的，比如看到基督徒回应批判基督教的“反基”帖子。所以网上的“反基”帖子为基督徒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辨明信仰、言说福音的机会。我这十几年在网上亲身经历了中文网络从过去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基督徒发展到如今基督徒知识分子在中文网上多如牛毛，也亲眼看到一些过去激烈反对基督信仰的人成为在网上传福音的基督徒甚至传道人。网络为福音在中国人中间的传播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渠道。我很庆幸生逢其时，能通过网络这一新型载体言说信仰。

余：据我所知，在网络讨论信仰问题，最早是从北美的一批基督徒知识分子开始的。你作为北美第一批致力于在网络上传播福音的基督徒，是否可以回顾一下早期北美中文圈子里最早关于信仰问题的探讨是如何出现的，你本人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上网谈论信仰话题的？你提出了“网上基督徒”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称谓，能作进一步的分析吗？

甸：我是九五年开始上网的。那时候互联网刚问世后不久，中文网络刚开始在海外学人当中兴起。早期的中文网络根本没有现在这样的界面漂亮方便、功能多样齐全的万维网，是一帮海外留学生通过新闻组（newsgroup）用电子邮件接收、发表信息。当时最热闹的一个中文新闻组叫ACT（alt.chinese.txt），上面的“帖子”内容非常多元化，从美食到文学、从灯谜到政论，从科学到宗教，聊啥的都有。早在这一时期，有关基督教信仰的论争就已经成为热点。我从九六年在 ACT上发帖，那是ACT时代的末期。最早只是好玩，跟人玩灯谜、聊闲天。后来看到方舟子等批判基督教的帖子，那时候刚信主，感情上忍不住要“护教”，觉得他们的批判有很多误解或者曲解的地方，就想解释、辩解，结果就“拍案而起”。当时信主不久，灵命、知识都还很幼稚，没有神学训练，也不大会写帖子，仅仅靠着一种“初信之时”心中的感动加上一点不知深浅的冲动，就投身于网上的讨论甚至争辩当中。后来，我逐渐结识了一些背景、负担、异象等等相同的“网上基督徒”朋友，大家彼此鼓励扶助，我在各方面都得到很多帮助。我现在常常收到一些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寄来的电子邮件，特别是来自国内城乡各地的，他们都非常认同网络福音的异象，也用爱心给我很多劝勉和热情的鼓励，我的心中常常被深深地感动和激励。

至于所谓“网上（网络）基督徒”的称呼，只是我为了用来称呼在网上发帖并公开基督徒身份的网友，为了讲起来方便生造的一个词，显然不严谨。很多不在网上发帖、不在网上谈信仰或者反对基督徒在网上跟人讨论信仰问题的基督徒，当然照样会使用网络做别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无论在网上还是在“网下”，都应该活出真实的生命，而不是活在虚拟世界里面。我在“网下”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在教会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上帝，也参与教会的事奉。在网上我也希望以真实的基督徒的身份说话。另外，我担心这类的词组被误用。在网上的一些讨论或争论中，我常常看见有人喜欢用“文化基督徒”、“政治基督徒”等称呼别人，这些词组本身界定就很不清楚，加上很多时候又被人赋予负面的含义，用来给自己认为是信仰有问题、不正统或者不成熟的基督徒贴标签。我很不认同这样贴标签的做法。基督徒的信仰是全人的，基督徒在上网言说信仰、或者从事、参与文化、社会方面的工作，本身并不等于信仰不纯正。我相信每个基督徒在被赋予福音使命的同时，也被赋予文化使命。

余：短短几年间，从最初偶然地参与网络上对信仰问题的讨论，到成为一名单枪匹马的“网络基督徒”，再到“网络基督徒”群体开始聚集；从单单是海外的一些基督徒在网络上发言，到国内的信徒也参与进来，并且海内外有了互动与联合……在中文网络上，这些变化与发展让人眼花缭乱。我想请你继续回顾这十几年来“并不如烟”的“网事”，网络上关于信仰问题的讨论经历了哪几个重要的阶段？这段历史是当代教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甸：网络福音在早期个人参与的性质比较明显，那时候教会还没有意识到网络的重要。九十年代，在网上的基督徒从“凤毛麟角”开始变成“三五成群”的同时，电脑网络在国内也发展起来。ACT时期以后，国内的一些大学开始有了BBS（电子布告栏）。BBS上有分门别类的分“板”，可以把不同的话题分开，变得更为专门化。九六、九七年，国内的网络还是发展初期，上网的人也很少，但在最早的大学里的BBS中，就有南开大学的BBS在五花八门的主题板面中特别开设了“圣经”板，一些在海外的大陆背景的基督徒和在台湾、香港等地的使用中文的基督徒到上面去见证福音。一时间，这个国内大学的BBS板面成为跨越大洋的“信仰之争”的热闹“战场”，也成为海外基督徒“虚拟回国”传福音的大好“禾场”，基督徒在上面可以自由地跟网友讨论，正面介绍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这一段时期的论争的双方虽然都不在国内，“交锋”却发生在国内大学的BBS 上，意味深长地显现了网络突破时空限制的特质。这段时期也是身在北美等地的大陆背景的“网上基督徒”与台港等地的“网上基督徒”通过网络互相认识、彼此扶持的时期。

随著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从九七年开始，万维网（WWW）形式的中文网站和论坛在网上陆续出现。九十年代后期也正是海外大陆学生学者“信主热”热潮滚滚的时期。很快，上帝就带领一些“网上基督徒”转移到最早成立的万维网论坛上，甚至有基督徒被聘任为一些论坛的板主。这段时间“网上基督徒”的辩道文帖逐渐趋于成熟，并且跟一些追求真理的海外学生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对话关系和私下的友谊，其中有的非基督徒“网上名人”后来也成为基督徒。网上开始出现专门收集网上基督徒文帖的网页。一些世俗的网站开始设立专门的宗教类论坛，也很快有“网上基督徒”活跃于其上。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大陆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关于基督信仰的、福音性质的中文网页、网站、论坛突然在一夜之间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而且数量急剧增加。随著基督信仰网站论坛的迅速增多，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基本上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投入网上的言说。不同的宗派和多元化的神学取向迅速浮现，并逐渐凸显出“基督教内部”的、主要是神学上的张力和分歧。福音派基督徒渐渐开始需要面对各种异质信仰（异端、极端等等）的冲击，“护教”（辩道）的重点，渐渐转移到谁是“最最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上来。“正统与异端”的神学之争逐渐变成基督教信仰网站、论坛的新热点。

二零零零年左右，在中国大陆的网路上，一批年轻的认同基督信仰的学者（我称之为“基督化学者”）悄然异军突起，他们的文帖在网上越来越多地流传。“基督化学者”在中文网路上颇为活跃地介入，无疑为已经是中文网热点的信仰话题，引入一个新的维度。如果说刘小枫他们那一批“文化基督徒”，在一九八零至一九九零年代通过一批学术丛书和《读书》杂志等等，在大陆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并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和独特的现象，那么这段时间中文网上的这一批“基督化学者”则通过网路为主要媒介，在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在文化界和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进入二十一世纪，关于基督教的争论在网络上不时成为热点。除了基督教与科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传统”的议题之外，近年广受关注的一个议题是基督教与自由主义。二零零四年以来，一些很有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纷纷皈依基督教，更为关于基督教与自由主义的争论增添了热度。另外，关于圣诞节、同性恋、大学生守贞等社会议题的激烈争论也跟基督教密切相关。一些从相对封闭的“网上的基督教圈子”走出来，进入更广泛的网络公共空间的基督徒，意识到我们仍然需要面对反对基督教的网络知识分子的阻抗和挑战。

近年的另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用博客等更个人化、个性化的平台来言说信仰。这跟整个网络的发展趋势基本上是同步的。博客等更新的平台一方面带来更灵活、轻松的交流方式，一方面也为基督徒带来更多的挑战，让我们不得不思索如何面向我们这一代、甚至八十后、九十后等新一代的非基督徒说话的问题。

余：一般的网友在网络上寻求的是一种表达的自由，近年来博客的流行便是一个信号。尤其是在长期而普遍地缺乏表达自由的中国大陆，网民将博客作为“一个人的媒体”。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在网络发言，除了与一般人一样是基于强烈的表达的欲望，以及对言论自由的渴求之外，网络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新的管道，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网络事工”。那么，这种“网络事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它与传统的那些传福音的方式之间，有什么差异呢？什么样的基督徒可以参与此工作？这样的工作有没有可能形成团队的力量？

甸：网上论道和“护教”直到今天基本上还是以个人参与为主，有很多“网上基督徒”都提出过整合资源、团队“作战”的构想，也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这很难。一方面基督徒之间要克服“宗派”与神学的差异携手合作，很不容易。另一方面，华人教会和机构对网上论道和“护教”的意义仍然不是很认同，也不是太支持。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跟网上论道和“护教”比较是在理性的层面而且具有论争、争辩的性质有关。但我个人还是认为网上论道和“护教”如果有正确的态度，完全可以帮助传福音，或者至少能帮助“文化松土”，起到“福音预工”的作用。当然，基督徒的网络事工肯定不光有针对非基督徒的护教性、福音性的方面，而同时有服事基督徒和教会的跟进、关怀、培训、分享等等服事性质的工作，这类服事性的事工也越来越显出很大的需要。

在中文网络上一直有一些有这方面异象和负担的机构和基督徒群体，默默无闻地从事这些工作，如“网络基-督使团”（www.ccimweb.org）等等。十多年前我刚加入网络基督使团参与事奉的时候，使团的主要事工还是网络“辩道”和为国内的慕道友提供网上资源。但今天使团的事工已经转向为服务国内的教会和基督徒，比如使团办的《教会》网刊。这也反映了中国基督教在网络上的发展。

  

下接《我有翅膀如鸽子》之基甸访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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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发表：1996年）
 

王 怡
　　
　　一群如狼似虎的男人，在饥饿、压迫和雄心的驱使下，从荒野旧道上一座接一座贞节牌坊下穿过，去赚取一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世界。就这一幅画面，我知道近年来罄竹难书的古装大片，终于有了一次丰收。

　　号称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在陈可辛的改编下，成为对一个男人世界的撕心裂肺的破碎。一面是“义结桃园”和“聚义梁山”，一面是裂土封疆，“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谢谢导演，总算没有挂在钢丝上飞来飞去的人了。古战场的残忍，和人这辈子的荒凉，有了中国古装电影中前所未有的灰尘味。

　　可惜两个版本，土匪投军，阵前叫嚷的也不一样。他们在大陆电影院是这样叫的，“抢钱、抢粮、抢地盘”。但在香港电影院，却是这样叫，“抢钱，抢粮，抢娘们”。地盘是朝廷的，又不是这些卖命者的，自然是要“抢娘们”。土地和姑娘，永远是革命者激情燃烧的梦想。就如1930年的瑞|金，苏维|埃共和国通过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第二部是《土地法》。多少前尘往事，大抵如此。世界的诱惑，从来与苦难相伴同行。后者使人在底层的挣扎，带着一股傲气；但前者，却使两千年来每一对义结金兰的挣扎者，都蒙受了命运最终的羞辱。

　　“约”的文化，在中国从来都以一种庙堂之外的民间形态存在着，就是男人的“结义”。“关公崇拜”成为江湖的信用卡，因为你不得不拜。这世界若没有一个普遍性的约，你就需要一个团伙，向着世界，用“约”的形式把自己捆绑起来，封闭起来，成为一个自给自主的道德共同体。你用这张卡行走江湖，渴望赚取一个稳妥的世界，直到有一天刷爆了卡。

　　戏台上唱完了刘关张，又唱起了庞青云弟兄三人的投名状。兄弟决裂之前的赵二虎，在酒楼听戏班传唱他们义薄云天的故事。在我看来，他此刻的泪水，比最终的结局更悲凉，也更透彻。尽管电影改了“刺马”案中的人名，但基本还是同一个故事。当年湘军将领，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他义结金兰的弟兄张汶祥刺杀。70年代，香港大导演张彻的《刺马》，主演也是当年的三位巨星，狄龙、姜大卫和陈观泰。张彻用年轻俊美的狄龙，饰杀兄娶嫂的马新贻；陈可辛也如法炮制，用满面正气的李连杰演马新贻一角（庞青云），实在是神来之笔。和老版相比，三个角色的苦难与挣扎，都显得更丰富。

　　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有父才有兄。在儒家的视野中，这是一个拟制血亲的理想，换言之唯有血缘的扩大，才能支撑一个人伦的秩序。但对乱世之中落草为寇的赵二虎、姜午阳来说，一旦离开君父的治权，世界就回到了丛林。对他们来说，求生的意思，不但是“抢钱、抢粮、抢娘们”，而且也是重建一个“盗亦有道”的世界。世界既无父，也就无兄。于是唯一的出路，就是投名状。

　　电影中有一明一暗两个投名状，明的，是起初庞青云要入伙，山贼们说，我们凭什么相信他呢。于是杀人入伙，称为“投名状”。庞、赵、姜率一百零八人，歃血为盟，弃匪从军，跟着野心勃发的庞青云，拿命去拼。第二次是庞青云与二嫂相恋，平洪秀全之乱后，官升江苏巡抚。但朝廷说，老佛爷凭什么相信他呢。于是庞青云杀赵二虎，再纳一次投名状。

　　两千年来，从庙堂到江湖，原来投名状都是唯一的政治哲学。可陌生人可以杀，为什么兄弟就杀不得呢。就如戏文唱到他们三人的生死之交，说出那句老话，“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既如此为什么兄弟就杀不得呢。可怜人总是欺哄自己，在世界之上划出一个范围，说里面的是爱，外面的是恨；里面的是忠信，外面的是无义。可怜义薄云天的神话，敌不过自我血气的张扬。就如老版中狄龙杀弟之前，那句赤裸裸的话，“凡挡住我去路的东西，我都要踢开”。后来张彻的弟子吴宇森，在电影里把这句话发挥到淋漓尽致。

　　后来赵二虎孤身一人进入苏州，就如进入另一个世界。他在庞青云苏州杀降之后，开始与“投名状”式的兄弟之义决裂，他也看破了庞青云为天下穷苦人的豪言壮志，只说，“人无信就是畜生”。他所谓的信，包括对敌人的信。那么当初为投名状而杀人，又算什么呢。在一条无义的赚取全世界的路上，他想回头，回头却没有岸。

　　姜午阳的信念比二哥更简单，他依旧迷恋在投名状的封闭秩序里，“外人杀我兄弟者，必杀之”，于是他杀了二嫂。“兄弟杀我兄弟者，必杀之”，于是他刺杀了大哥。让我想起一位朋友家里吵架，他弟弟就像姜午阳，说“嫂子是外人，我们两兄弟才是姓张的”。前不久又听一位老将领的后代摆谈，当年清|洗A|B团，为节约子弹，军中的弟兄们相约喝酒，喝酒壮胆，就在席间，他父亲将其中一人活活勒死。江山是这么来的，也要这么去。世界是这么赚的，也要这么亏。只是人为什么要白白来这一回呢。

　　电影一直将太平军的基督信仰作为一个隐约的记号。一个十字架反复被当作保平安的符咒，在几个男女之间挂来挂去。苏州围城九月，快饿死的清军流传说，城里有一位神仙，随便拿一张饼来分，就喂饱了五千人。怎么分都分不完。于是士兵们拼了命想溜进城，而城里的太平军已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

　　这个情节意味深长。那从贞节牌坊下走过的流民，身怀陈涉之志的首领，那无数来了又去、活了又死的生命，真正的饥饿，什么样的饼可以将他们喂饱；什么样的水，叫人喝了就永不再渴？

　　假想沙场换成市场，庞青云变成CEO或党委书记，旷野变成钢筋的丛林，投名状的世界依然是今天的世界。苏州太平军守将为保百姓，主动就死于乔装入城的赵二虎之手，二人滚落水池，仿佛一次出死入生的洗礼，暗示着一位弥赛亚的牺牲。宇宙中没有一位父，我们真就不是弟兄。没有一位无辜的兄弟，赔上自己，作为整个世界的投名状；那我的世界就不是你的世界，你的也不是他的。我们都活在自己的投名状里。除了自己，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投名状。用萨特的话说，他人就是地狱，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如果给我一杯酒，让全世界在我眼前消失”，我会说，让全世界见鬼去吧，但我要有酒喝。

　　奥|委会说，明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赵二虎却问庞青云，谁的世界，哪一个梦想？
　　
　　
　　2007-12-21

王 怡

快翻年了，又有一部坦克上街的电影。三联书店出过，法国的伊朗裔女作家玛嘉-莎塔琵的自传体漫画《我在伊 朗长大》，包括《面纱》、《安息日》、《捉迷藏》和《回家》。这部老掉牙的黑白动画片，竟在去年戛纳电影节上得评委会大奖，就因为黑白分明，而世界混沌。一如伊朗妇女的服饰，也一如1980年代的伊朗世界。

　　在哪里长大，都可能爱上这部电影。就像齐秦和齐豫唱：“你在天空飞翔，我在地面流浪，看似两个地方，其实都是一样”。得到天空的，失去大地；困守城池的，苦苦仰望。今天下午，当我蹲在地上，找到瑞典乐队Club 8的新专辑《停不了做梦的男孩》；就想起电影里的少女玛嘉，在德黑兰的街头黑市上，买朋克乐队Iron Maiden的磁带，被警察抓。区别只是Club 8的音乐那么平缓，比黑白动画还要陈旧。而Iron Maiden的吼叫，却如帝国大厦顶端那只绝望的金刚。曾有一回我去帝国大厦，在外面仰望了一阵，好像金刚会出现似的。心想，同样是街头的梦魇，金刚和坦克的区别是什么呢。

　　对玛嘉来说，伊朗和世界的区别又是什么。全盘西化过，gc zy过，革命过，镇|压过，共和国过。最后霍梅尼上台，“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但一个政|教合一的体制，一种布满道德警察的宗教化，又怎么可能带来真正的信仰复兴。宗教，不过成为在全面失忆的身份危机中，一个刻舟求剑的记号，一个民族的LOGO。以最反潮流的方式应对潮流，仿佛一根稻草，不是为拯救，只为了抢注商标。就如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直到公元一世纪这四百年间，在外邦人的殖民下，他们既没了君王，也没了先知。于是持守律法的宗派就日益兴盛起来，严苛的戒律，成为对生命意义的一种临摹。这和今天伊|斯兰世界的某种坚持颇为相似。和今天某些鼓吹儒教国教化、或祭孔大典的人士也异曲同工。

　　当年国王被赶跑，示威被镇压；之后什叶派的戒律传统，在革命之后，成为20世纪末期一张波斯帝国的名片。玛嘉的爷爷是一位有皇室血统的王子，叔叔是流亡苏联的革命家。8岁时，她就手持标语，在自家客厅，一二三四地去睡觉。

　　这部电影动人，因为它以一个小女孩的成长，见证了伊|朗30年的历史。它一得奖，伊|朗电影机构就宣称，这是一部“没有真实反映伊斯兰革命伟大成就”的电影。然而童言无忌，在少女玛嘉看来，所谓伊|斯兰革命就是舞不能照跳、马不能照跑；就是8岁到80岁的女人都穿得一模一样，耐力球鞋成为西方腐朽文化的代表；就是半夜开舞会，被警察逼得跳楼身亡；就是老师带头撕掉课本上讲到国王的页码，在课堂上撒谎说现在没有政治犯。但玛嘉站起来说，我叔叔被绞死了；有国王时，有3000政治犯，没有国王后，变成了30万，“您怎么能用谎言来欺骗我们呢”？

　　父母设法把玛嘉送去了维也纳读书。影片的第二个动人，是以往那个在海报、电影、磁带和日用品中的西方世界，结果也在玛嘉的流浪中动摇了。她的梦想只是叶公好龙，那个世界她融入不了，也割舍不下。她的身份在伊朗和欧洲之间，像一只股票随行就市。原来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她的奥地利同学说，“生活本身就毫无意义”。难道和伊朗相反的，只有一种可能？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玛嘉，平安夜真的与她无关；她哭着打电话给母亲，说我要回来，但你什么问题都不能问。

　　母亲说，回来吧，我什么都不问。电影的黑白风格，此时释放了它强大的感染力。一个伊朗人，怎么可能重新成为一个人，却仍然是伊朗人？在哪里成长不都这样吗。80年前，共产党人恽代英说，“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每个基督徒直到今天，都在龙的传人和上帝的子民之间，面对破碎，和一个被更新的民族身份。一个北京的穆斯林朋友则说，他在书店，站着读完了《我在伊|朗长大》的漫画，边读边流泪。而在石门坎，连文字都是传教士为他们创设的。彝族人说普通话，看新闻联播，星期天去教堂。《色戒》如何撩人，而祭孔又与他们何干？

　　第三个动人的，是法国与伊朗的对照。尽管玛嘉第二次从祖国落荒而逃，就一直住在法国。她说喜欢法国可以随便抽烟，工人可以随便罢工。尽管常常没有车坐，没有电用，她也不想回去了。那个胸口散发茉莉花香的奶奶已经去世。这位曾经的准王妃，是一位真正的穆斯林；一个不需要枪口和道德警察的保守主义者。玛嘉第二次在街头因为没戴面纱而被警察盘讯，她胡乱指责旁边一位男子，说自己受到性骚扰。她对奶奶说，我没得选择。慈祥的奶奶却说，我只能看你是娼妓。你有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有。

　　玛嘉在伊|朗失去天空，在欧洲失去大地，在伊朗失去了自由，在欧|洲失去了道德感。电影动人，不但在于她充满了幽默和小女孩的自嘲感，也在于这一份漂泊的张力，她没把喜欢呆着的法国当作伊朗的未来。因为呆着只是呆着而已。法国的穆斯林已达人口的六分之一。族群认同的混乱，日益成了它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我曾在那里见过许多官员，一旦问起禁止在公立学校表露信仰的《头巾法》，他们态度都很生硬，甚至反感。说这是保护政教分离，不是侵害信仰自由。一位国民议会的顾问，还差点跟我吵起来。但法国政府唯一的宗教事务办公室，也告诉我，在2006年的民意调查中，承认自己有种族歧视的法国人，已占到三分之一。

　　我没见到玛嘉-莎塔琵对《头巾法》的评论。可这是什么世界啊，在那一头上学，你不可以不戴头巾。在这一头上学，你不可以戴头巾。地上的城，一座连着一座，你在这里成长，我在那里成长。只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除非人有确信，不然过去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就如齐豫《九月的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

　　寂寞是最流行的盾牌。但地上有不动产，天上有永存的房屋。人若看见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人还有回去的机会。玛嘉更美的家乡，的确不在伊|朗，也不在巴黎。

　　我们又如何。　　
　　
　　
　　2008-01-23
　　

 王怡  　　
　　
　　一个“借腹生子”的古旧故事，在当代中国的婚姻场景下被叙述；一场婚床之上的淫乱，在母爱的旗帜下招摇过市。如此就赢回一座柏林的银熊奖。你不是为王小帅的成绩喟叹，而是为这个世界不值。
　　
　　枚枝是房产经纪人，一套房子总是租不出去。一张显眼的床摆在客厅，来的人都觉得怪怪的。这个意象被精心保留着，暗示着一场事先张扬的通奸。枚枝带着女儿，再嫁老谢已经四年了。但婚姻中对前夫的苦毒与怨恨，老谢的爱与接纳再怎么温暖，也无法医治。直到女儿得了白血病，医生说如果有亲生兄妹配血，骨髓移植的希望最大。枚枝决心不顾一切，和前夫再生一个孩子。她执意摧毁两个再婚的家庭，也摧毁未来的孩子。影片描述了这一事件对两男两女的冲击过程。反而那个一心要被枚枝“拯救”的孩子，她的忧伤、苦难和命运，却被摆在次要位置，连一个特写的面容都缺席。
　　
　　饰演枚枝的刘威葳，对角色的解读很地道，她说，枚枝的动机与坚持，并非单纯要救女儿，她心里永远放不下对前夫的爱怨交织。尽管她反复说，若不是为救孩子，这辈子也不愿再见他一面。但当前夫在医院，走向为人工授精预备男方自慰的房间时，枚枝不由自主地跟着，直到前夫尴尬地说，你就不要再跟上了吧。在伦理学上，人工授精被称为“技术性通奸”，离开婚姻之外的性欲，和离开夫妻合二为一的生养，在根本上藐视和修改着人类生命的意义。结果三次授精都失败了，枚枝说服前夫，瞒着各自的爱人，终于在母爱名义下一场“高尚”的通奸，成为对她过去的一种医治。只不过所有人的现在，都成了这一医治的牺牲品。
　　
　　这不是关于母爱的故事。是关于人间的爱如何被扭曲、被撕裂，如何被推上宝座，成为生命中最大的偶像。多年前读弗洛姆的《说爱》，有句话过目不忘，他说，“爱不是我们对某个人的态度，而是我们对整个世界的态度。若有人说，他爱自己的妻子，却不爱其他人。他的爱则必定是虚假的”。虚假的意思就是自我投射的偶像。美好的事，往往是更美的事的敌人。希腊文中的爱（agape），指向定意的爱、盟约的爱。是意志的降服，而非情感的牵引。是全然的委身，就如《圣经》中反复四次说到婚姻的定义，“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亚当夏娃犯罪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从此在对方面前彼此遮盖。夫妻之间，再也无法向着对方全然委身、赤露敞开了。
　　
　　无论枚枝和老谢如何相敬如宾，他们最大的婚姻悲剧也是在此。可以分享彼此的肉体，却无法彻底分享彼此的灵魂，和灵里最深处的记忆。借腹生子的故事，不过是这种不能赤露敞开的爱，所结出的一样果子；在他人那里，所结的果子又有别样而已。
　　
　　刚出版的C·S·路易斯的名著《四种爱》，也有句触目惊心的话，“爱唯有不再变成上帝，才不会沦为魔鬼”。 我爱看两种电影，一种没有盼望，但真实地显出人不愿看见和面对的黑暗与挣扎。你看了只有三个后果，要么寻求救赎，要么自杀，要么承认活着就是一场虚空。第二种是在此之上，并给出了真实的信望爱。可怜进入21世纪后，后种电影就如阉党的胡须一样罕见。
　　
　　我越来越厌恶的电影，就如这部《左右》，是在这两种之间，非要给出一种人文式的、小资式的、文艺腔式的和偶像崇拜式的虚假盼望来。枚枝一意孤行的毁灭性冲动，在两对夫妻中，最终都得到谅解，在对一种全然委身的爱的欺骗与自欺，放弃与自弃中，两对夫妻都回到了餐桌边，发出清脆刺耳的咀嚼声。
　　
　　就如影片的英文名，“in love we trust”（我们相信爱），改自美国钱币上的铭文，“in God we trust”（我们相信上帝）。林肯被刺前签发的最后一个法案，就是在硬币上铭刻这句话。1956年7月20日，美国国会再次通过查尔斯.E.贝内特的提案，把它刻在了所有钞票和政府办公大楼上。当圣经说“神就是爱”，反面意思是离开爱的源头，人不可能知道爱，也不可能活出完整的爱。但人文主义者却把它变成了“爱就是神”。一旦超越的圣爱被抽空，一个被爱充满的人，就与至高者同等，似乎成了爱的化身。就如在加尔各答，特雷莎修女创办的垂死之家，人们也刻着这句被修正了的信条，“in love we trust”。中文出过两本特雷莎的传记，《活着就是爱》，和《在爱中行走》——我唯独喜欢后面这个书名。
　　
　　在中国，“母爱”成为人文主义的偶像，是从冰心开始的。作为一个文化基督徒，冰心在她的诗歌和《寄小读者》中，化用了圣经中许多颂赞上帝的句子，来歌颂母爱。将之称为我永恒灵魂的归处。她说，“这如火如荼的爱力，使这疲缓的人世，一步一步移向光明……我只愿这一生一念，永住永存，尽我在世的光明，来讴歌颂扬这种神圣无边的母爱”。
　　
　　这种对信仰的人文主义改写， 一旦从磐石上滑落，无法在生命中扎根。在冰心那里，神圣化的“母爱”轻易就滑向神圣化的国家主义之爱。1949年前，她写到，“有两件事，我心中永远不至于模糊，就是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母亲”。但国家主义之爱，又如此轻易就滑向了个人的偶像崇拜。直到1977年11月19，冰心写出《瞻仰毛主席纪念堂》一文，仍以颤抖的笔描述瞻仰领袖遗容时的晕眩感，“我走出了瞻仰厅，在刻着万年青的白石栏杆边站了一会。我的头上是多么灿烂的阳光呵……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由清新的空气，我觉得浑身是劲，我觉得我年轻了五十岁”。
　　
　　1978年2月10日，巴金致信冰心，说这篇文章“我最近又读了一遍，写得好，很自然，很亲切，又很感动人”。
　　
　　可怜30年过去了，王小帅的“in love we trust”，不过仍是冰心式的投影。30年前，这种爱的偶像化，不可抑制地滑向了个人崇拜；30年后的“爱就是神”，在这个虚空、相对和狐狸般的后现代，却又滑向哪里？
　　
　　
　　
　　2008-04-14

王怡  　　
　　
　　
　　文艺复兴是这样一个时代，每个人的欲望都光芒万丈，每个人的意志都摆在他自己的宝座上。人类成为宇宙的立法者，开始分不清伟大与邪恶的区别。城邦的荣耀、民族国家的偶像，一座座肉体的丰碑，使台伯河畔那个古老的帝国梦，从堕落的罗马教会中脱颖而出，像恶之花一样盛开。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坏得不能再坏”的教皇，电影史上很少有他们的传记。只有1965年好莱坞的《痛苦与狂喜》，描写尤利乌斯二世，这个有三个私生子的教皇，邀请米开朗基罗创作了不朽的巨幅穹顶画《创世纪》和《最后审判》。新教改革前的罗马，仿佛回到了二千年前诸神狂欢的世代。一面是荒淫、堕落和层出不穷的阴谋，一面是散发着肉体气息的伟大艺术。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几乎人人都包养情妇，生养众多。在整个十五世纪，没有一个教皇不是通过买卖圣职贿选而来的。除了腐败的躯壳和堂皇的圣殿，基督信仰在意大利已荡然无存。一个文艺复兴的世界对主教们的淫乱和邪恶，怀着一种宽厚的、甚至如释重负的好感。而这一系列被称为“最文艺复兴”的教皇们，也无不是艺术的鉴赏者和最慷慨的赞助人。差不多一个世纪，主教们在两个世界之间犹豫不决，到底是成为凯撒的继承人，还是继续做使徒彼得的继承人？
　　
　直到1492年，罗德里格·博尔吉亚当选为教皇。这是出自西班牙裔的博尔吉亚（波奇亚）家族的第二位教皇。他贿赂每一位红衣主教的巨款，使这位罗马城最富有的人也差点破产。他以“亚历山大大帝”为名，称为亚历山大六世。他终其一生，扶持四个私生子建立了庞大的权势。其中一个，红衣主教凯撒·博尔吉亚，以他的野蛮、残忍和征战的天才，在28岁时就为他父亲打下了半个意大利，将一个教皇国的梦想献给他的家族。也成为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最令人生畏的统治者。这一对父子的名字，“亚历山大和凯撒”，仿佛一个咒语，预示着这个世界接下来一个几百年的噩梦——“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上帝的物也归给凯撒”。从此国家主义的光荣与梦想，一直持续到两次世界大战及1989年，才算告一段落。
　　
　　
　　从某个角度说，人类史上没有比亚历山大六世更邪恶的统治者。另一位比他好不到那里去的利奥十世，这样评价他的前任，“我们被世上最野蛮的恶狼抓住了，我们或者逃跑，或者被他生吞活剥”。这位教皇妄称上帝的名，以最圣洁的外貌施行最污秽的统治。去年以来，西班牙和好莱坞竟不约而同地，接连拍出两部关于这个家族的传记片。好莱坞的那部由柯林·法瑞尔主演，尚未公映。我看了西班牙的版本，生怕好莱坞也不会拍得更好了。看这部电影，你会更理解二十年后的新教改革，上帝在那个时代如何呼召他的门徒，扭转了一个彻底败坏的欧洲。你也会更加认同，马丁·路德对着圣彼得大教堂的那个宝座所发出的诅咒，一点也不恶毒，而是对事实的描述——坐在那上面的，是撒旦在人间的代表。
　　
　　很遗憾的，是电影中没有出现两个应该出现的人，一个是画家达芬奇，他是凯撒军队的总工程师，为恺撒设计了可装载三百多士兵的攻城器械。一个是马基雅维利，他长期驻在博尔吉亚的宫廷里，在《君主论》里，他将这位被无数历史学家视为尼禄、卡里古拉一般的暴君的公爵，当作理想君主的典范。马基雅维利期望这对父子能够统一意大利，恢复亚历山大后裔的辉煌。他称这位不择手段的公爵是“全意大利最勇敢最聪明的人”。
　　
　　一个教皇，一个公爵，如果再加一个艺术家和一个政治学者，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图画就更加完整了。失去了与文艺复兴的联系，这些“文艺复兴教皇”的道德沦丧与政治权术，就被电影简化了，成了我们熟悉的宫廷血腥与厚黑学，只不过从我们熟悉的皇宫，换成了我们不熟悉的教廷。那个更尖锐的问题也就被忽略了，为什么伟大的艺术与腐败的政治、堕落的宗教结伴而行？人类到底在追求什么？当年，电影大师奥森·威尔逊在《第三个人》中，曾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台词：
　　
　　在博尔吉亚家族统治的30年里，意大利人饱经了战乱、恐惧、谋杀、血腥和暴动，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伟大的文艺复兴也在此时诞生。而在瑞士，人人分享兄弟之爱，那里有500年的民主与和平，但瑞士人究竟为这个世界奉献了什么？只有布谷鸟钟。
　　
　　这话就像一张网络上的裸体图片，充满了试探和诱惑。就是那个古老的罗马幽灵对人类的试探。今天，我早上7点起床，一天都很平淡。有家庭，有工作，有祷告，有忧伤，有没有完成的事，和大约一小时的怨恨和烦躁。我今天的世界到底受惠于瑞士更多呢，还是受惠于意大利更多？我的平安受惠于文艺复兴更多呢，还是受惠于宗教复兴更多？马基雅维利是最后一位古典时代的政治学家，对文艺复兴之后呼啸而来的国家主义激情，缺少一丝惊慌，也看不到神圣性在一切事物中撤离之后所产生的恶果。他不像开创了近代政治哲学的霍布斯，看到了一个飘荡着罗马幽灵的“利维坦”的崛起，就像海上升起的兽，又像一个被赶走的污鬼带着一群同乡，回到了打扫干净的房屋。
　　
　　电影有节制地表现了历史对他们一切丑闻的记载，博尔吉亚家的妓女裸体聚会，父子俩与凯撒的妹妹卢克蕾齐亚的乱伦传闻，为了敛财而对红衣主教的毒害，或将卢克蕾齐亚作为筹码反复嫁入豪门，又反复夺走她的丈夫。不过电影对被称为教皇的“女儿、情人和儿媳”的卢克蕾齐亚，有极富同情心的描写。但最令人惊讶的，并不是这对父子的凶狠与无耻，而是诗人和作家们对他们旷世奇才的赞美直到今日仍回响不绝。伏尔泰曾这样描述穷途末路中的凯撒，“他仍然没有丧失的，是一种为恶人和伟人所共有的品质——勇敢”。　
　　
　　
　　亚历山大为他儿子铸的剑上刻着一句话，“不为恺撒，宁为虚无”。当一个目中无神的教廷贪恋尘世的权柄，一个接一个目中无人的国家也开始粉墨登场。1503年，亚历山大六世中毒死去，威尼斯大使记载说，“那是人们见过的最丑陋、最怪异、最恐怖的尸体了，怎么看怎么不像人”。这话也是在说整个罗马教会。假如只有文艺复兴，没有博尔吉亚之后不久的新教改革，我难以想象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瑞士人的敬虔，因着持守安息日而造出地球上最精确的布谷鸟钟，没有从他们而来的联邦与立宪，和从他们而来的清教徒精神与工商业文明，一个像恶之花一样盛开的世界，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写于2007-7-14，法国大革命受难日。

王怡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是英语文学的鼻祖，王佐良先生称之为“欧洲俗文学中第一部杰作”。法学家冯象先生的译笔公认是最好的，冯先生译了这首诗后，又去译旧约圣经。就像当年另一位才华横溢的法学家吴经熊一样，一个人以骈文，从希伯来文译《诗篇》。充满现代诗语感的句子，“耶和华阿，求你仰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在吴先生笔下，成了“吾心惟仰主，愿见主容光。人情乐丰年，有酒多且旨”。
　　
　　大约10世纪初，文法高超的修士，修撰了日耳曼蛮族中代代相传的史诗《贝奥武甫》。就如吴经熊将一位敬虔似火的以色列先知，译成一位敬天知足、温文尔雅的儒士。修道士的笔法，也在北欧多神崇拜时期半人半神的屠龙英雄身上，浓淡不均地，抹上了一层基督信仰的世界观。以至于这一基督教化的北欧神话，终于呈现出与希腊神话迥异的气质。就是这气质，后来令托尔金入迷，激发他写出了《魔戒》三部曲。
　　
　　贝奥武甫的时代，距离奥古斯丁被差遣到英格兰传教，差不多已有400年。北欧海盗的后裔们，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像英国人。《贝奥武甫》代表着一个英雄时代的结束。事实上，人类哪有过比维京海盗更英雄的人呢。可几年前我在斯德哥尔摩海边，听当代瑞典人的故事。那里生活稳妥，人们行走海洋，如履平地。一种确定性极高的生活方式的表现，是我认识的几个瑞典家庭，都在一年之前，就将第二年圣诞假期全家人的船票订好了。我回头再看靠在海边、尖锐如刀的维京海盗船，直吐舌头。心想，一个全世界最剽悍的海上民族，怎么能够变成这样子。连我老家山沟沟里亲戚的生活方式，若和贝奥武甫的今日传人比起来，都显得过于高风险。
　　
　　就如电影中说的，“基督的十字架终结了英雄时代和黑暗时代”。当贝奥武甫击杀了那大蛇，就如当初老国王的预言，“魔鬼将永远退回到黑暗之中”。
　　
　　我是一再忽略了这部电影。看见海报上贝奥武甫的肌肉，就倒了大半胃口。最后鼓起勇气，心想能拍出《阿甘正传》的导演，再不济，又能把一部古英语时代的史诗折磨成什么样呢。结果看了，喜出望外。严格说，这是一部动画片。但原始镜头都由真人出演。演员们从脸到脚，插满了感应针头，将他们的表情动作一一捕捉到电脑中，然后改换完美形象，依据真人表演，制作出亦真亦幻的动画效果。　　
　　
　　
　　目前这技术，大概是最适合神话叙事的一种镜像方式了。上帝按自己的形像造人，人按自己的形像造英雄偶像。前面是信仰，后面是神话。前面是神迹，后面是特技。
　　
　　诗歌中，贝奥武甫有三场大的战斗。首先杀死巨魔格兰道尔。再杀死格兰道尔的母亲，解救了丹麦国王后，回去瑞典作了国王。暮年时，他又廉颇不老，杀死了残害民众的火龙，自己也伤重不治。这样一一道来，跟孙悟空不厌其烦地降妖伏魔，似乎也差别不大。一个是“如神”，人人都想栩栩如神，英雄拯救人民，伟人澄清宇内。一个是“齐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齐天大圣。齐物论妖，欲与天公试比高。这样拍出来，就比希腊神话着力于刻画高于诸神之上的命运还不如了。
　　
　　但电影的编剧非常出彩。把一个拥有完美身体的贝奥武甫，刻画为一个和你我差不多的骄傲、虚荣、贪婪和情欲勃发的人。他描述和海妖搏斗，上次说杀死三个，这回说杀死了七个。想起曾在美国听一位牧师见证，讲到发光处，一个朋友在我耳边嘀咕，“上回不是这么说的”。
　　
　　结果编剧用人性的软弱，与魔鬼的契约，把三次战斗勾连起来了。诗歌中，格兰道尔被描述为该隐的后裔。而电影把他母亲设计为一个魔鬼般的尤物。当初老国王与她缔约，得到黄金、王国和英雄的荣耀，却生下了怪兽格兰道尔。搏杀格兰道尔的时候，丹麦的大地上正在流传关于“罗马的新神基督”的消息。老国王说，我们要屠龙的英雄，不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先知。可是，同样一幕又在贝奥武甫身上重现了。他深入巢穴，却无法抗拒海妖的身体和允诺。贝奥武甫与她缔约，却在人前吹嘘自己如何杀死了她，成为不可一世的英雄。　　
　　
　　数十年后，贝奥武甫的王国已慢慢接受了基督教。他与魔鬼生下的儿子成了火龙，教士凄厉地叫道，“父辈的罪孽啊”。贝奥武甫打败了一位渡海而来的挑战者，也心如死灰地喊道，“知道你为什么不能杀死我吗，因为多年之前我就已经死了”。
　　
　　最后的人龙大战，就这样脱离了北欧神话的底蕴，成了一出弑父杀子的哥特式悲剧。也成了一个描绘《创世记》说“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通婚，地上满了罪恶”的寓言，同时更是对《启示录》中那一场属灵战争的隐喻。最后，贝奥武甫的继承人头戴王冠，面朝大面，再次看见了那从海中升起、美艳不可方物的怪兽。英雄胜过他自己的贪婪和骄傲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偏偏导演在此时喊道：“cut！”
　　
　　对那些崇拜英雄的人来说，这电影将英雄史诗彻底掀翻了。但如果你对被判无期徒刑的许霆充满同情，你对自己想象中在提款机前的一幕心有余悸，好像我一样。老国王做不到的，连贝奥武甫都做不到。许霆犯下的，连我也可能犯下。你就说，这电影其实是真正的史诗，一部关乎人的诱惑、堕落和寻求救赎的史诗。
　　
　　贝奥武甫临终前，诗歌中这样描述他的遗愿，“光荣之王，永恒的上帝， 让我为我的人民赢来， 让我临死前亲眼见到， 这样一份礼物！ 为了这座宝藏，我交出了最后一个冬天。请接着我照顾王国的利益吧”。
　　
　　真正的庆幸，是英雄交出了傲慢，国王交出了主权。向着光明之子，黑暗中的英雄贝奥武甫，交出了他的最后一个冬天。千年之后，瑞典人交出了他们的剽悍，英国人交出了他们的诗歌。而我可以交出的，就是自古以来那个“如神”和“齐天”的梦想。
　　
　　不是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救世主，而是这个世界从来没有齐天大圣。
　　
　　
　　
　　2008-03-14

　　齐家|贞在墨尔本，是颇有名气的女作家，重庆人，又矮又慈爱。57年后，父女两代经受牢狱，70年代偷渡香港。走在澳洲最南端的海滩上，不少读者认出她，过来合影，说我读过《自由女|神的|眼泪》，这眼泪把淡水变成了海水。
　　
　　我们一行，居于齐大姐和几位朋友家里。他们家都寄宿着父母送来澳洲读书的几个孩子。阿木摇头说，几年下来，只见好成绩变成坏孩子，没见一个争气的。不明白父母们干吗潮水般地，把半大的孩子送出来。我说，当初大姐干吗要偷渡呢。做不成苏武，也做不成摩西。每个人都有自己出埃及的方式。但有何用呢，若非灵魂重生，这世界不是狼窝，就是虎穴。
　　
　　2007年两部电影，英国的《鬼佬》，是纪念3年前23个拾贝的中国偷|渡客，死在莫克姆湾。澳大利亚的《窘境》，是被卖作ji女的打工妹死在墨尔本。这个接连被评为全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每年约有500名被贩卖的女性，在地下ji院成为埃及的奴隶。许多评论说，这是近年澳大利亚最杰出的非主流电影。迪伊穆尔自编自导，他忧伤地说，毒品你只能卖一次，女孩你可以卖500次。你想出去，他想进来。人的欲望狭路相逢，最贪婪的那一种就获胜了。
　　
　　这次我不愿讲故事。若没有恩典，苦难有什么意义，值得被叙述一遍又一遍。我在想，为什么中国导演不去拍。有个瑞士朋友叫米歇尔，当地周刊的资深记者，他给我讲，当年英国的多佛偷渡案，58名中国人闷死在集装箱里。之后他先到台湾，后过大陆，一个人沿着蛇头的路线，穿越整个亚欧大陆，去了解这些人的死亡之旅。其间无限险峰，令人击节。我就快哭了。为什么一个人住在500年不打仗的地方，却要为一些死在英国的中国人去冒险，只为了留一段记忆？
　　
　　澳洲的华人越来越多了。在悉尼唐人街的春节，国内都没有那么盛大的阵仗。但令我又温暖又扎心的，不是踩高跷，也不是狮头鬼面。是几十个收养中国孩子的澳洲家庭，抱着、牵着、推着，孩子们笑着、跑着、转着，这么一路走来。收养的故事，和贩卖的故事，同时充满那个世界。就如被收养和被贩卖，也充满我们的世界。
　　
　　小布 什的撰稿人麦克格恩，曾是《华尔街日报》的主笔。他有三个漂亮的女儿，都是湖南孤儿院里的中国孩子。而俄勒冈州一个寻常的萨米埃女士，有五个亲生子女。他们成年后，萨米埃收养了第一个中国女孩。几年后为了让小姑娘有和自己一样的姐妹，她收养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直到第五个，她选择了一位残障儿童。
　　
　　收养的意思，就是把自己的生命、财富和继承权，拿出来与陌生人分享。怎么可能，这样的事会出现在同一个世界呢。希腊哲人勒幸曾说，如果我能问埃及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一个问题，据说他知晓一切奥秘。我要问的是，“这个宇宙到底是否友善的”？
　　
　　《窘境》中，当初妈妈鼓励女儿出去打工挣钱。后来变卖一切，在墨尔本找到了逃出ji寮的李榕。女儿歇斯底里地叫喊，你来干什么，你不是我妈妈。当晚，李榕呆呆地看着电视，一位牧师在里面说，相信这位神，他永不会放弃你。第二天清晨，妈妈鼓起勇气再来敲门，女儿已跳窗自杀了。
　　
　　帮妈妈找到女儿的，是一位白人女职员。刚开始她听说李榕可能被卖作ji女，实在不愿介入。随后却越来越深地，委身于她要帮助的人。她父亲也是为帮助移民，死在黑社会手上的。她说，这是个什么世道啊。骂过以后，她的灵魂中，对那些生活在同一个国度的陌生族群，却放不下心中的负担。就像我的朋友米歇尔一样。　　　
　　
　　《鬼佬》是英国著名纪录片导演布鲁姆菲尔德的作品。拍摄之前，他专程去了福建，一一探访死难移民的家属。29岁的女主角林爱琴，也是来自福建的非法移民。经过8年的偷生隐藏后，她去了教会，成了信徒。导演先找了几位中国女演员，都顾虑这片子有反华之嫌，影响前途。牧师推荐林爱琴去，把非法移民的悲剧演出来。所有人都劝她，有没有搞错啊，我们不要让人知道。爱琴在访谈中说，“我就祈祷，希望神能告诉我。如果这是对的，就让我通过试镜，如果是错的，就不要让我通过。因为我拍这个电影，不是为了钱的问题”。
　　
　　《独立报》说，布鲁姆菲尔德这部作品，表达了一种超越他自我风格的，“前所未见的、强烈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林爱琴的本色表演，也在英国受到媒体追捧，说这世上不可能有人能比林爱琴演得更好。尤其是电话里给母亲唱歌那一段，不是职业演员可以效法的。
　　
　　导演希望，能促使英国政府对非法移民的政策更加仁慈。他说，是人就应当有尊严，有权利，有工作的安全和福利。不能因他们是非法移民就被视为二等公民。林爱琴在拍摄期间，等来大赦，终于获得了合法居留权。导演和制片人建立了一个帮助遇难家庭清偿债务的基金，计划筹集50万英镑。但到2008年初，只筹得数千英镑。
　　
　　正好《随笔》杂志上，读到流沙|河先生的《五|八劫|序》。讲述57年和他有往来的几个女中学生，如何被裹卷在漩涡中的遭遇。老诗人的情怀与笔法，是我一年来读过最沉郁起伏、跌宕伤怀的文章。最后一段说：
　　
　　“五十年未见一个‘说法’。整我我不怨，我端了公家的饭碗嘛。何况又“改正”了，其后又捞了一些好处。那些中学生娃娃，天真未凿，怎忍得下心收拾他们和她们啊。《圣经》有云：“出来如花，又被割下。”不写了。是为序。”
　　
　　不知怎么我想起这篇文字。这经文出在《约伯记》，约伯在患难中向神呼告，铺陈自然与人心中的一切奇妙与销磨，最终回到对上帝主权的信靠。若不是这样，大陆海外，高原盆地，无论移民、偷渡、流亡，无论和谐、留守、聚集，无论放火、开枪、鸣炮，无论造谣、记录、书写；眼下仍见鲜活的生命出来如花，大地上的族群怨恨交织。
　　
　　又想起齐大姐的亲人病重，她来电邮托我去重庆，为他临终祷告。我却在外，两周未收邮件。回来一载，人已离世。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出埃及，也终以自己的方式躺在这个世界面前。但热切愿望的背后，要么是荣耀的盼望，要么是切齿的诅咒。
　　
　　
　　2008-03-23夜写于复活节